調解不是新事物，調解以其更強的自發性、自由性、自主性，以及方便、易行，自然地先于司法問世。司法是人的不得已而為之(也有些《論語?憲問第十四》里說的“知其不可而為之”的意味)，調解雖不能自足，卻比司法更傳統、更大眾、更順手，似乎后勁不減，綿延不斷，也常會老當益壯地覆蓋司法。

　　司法調解，或者說司法里的各類調解，是較晚出現的、較特殊的調解，是調解的一部分。圍繞著它們的，總有一個念茲在茲的“和為貴”――作為理念、方針、話題、工具，經常出現在調解與司法的過程里。

　　和、貴、和為貴，都是好的。不過，它們的細節是什么？它們的本意是什么？它們是否可以確切地貼近司法調解、形成彼此的名副其實？

　　對于比較普及的事物，人總會遠距離觀看，如回顧探究已落在遠處的真相……“禮之用，和為貴。先王之道，斯為美，大小由之。有所不行，知和而和，不以禮節之，亦不可行。”在這段《論語?學而第一》的經典里，顯示了這個常用語的早期履歷――“和為貴”，醒目于其間。

　　“和為貴”這三個字被一般人所知，意思也差不多明白。原本與之相鄰的“禮之用”三個字，應是“和為貴”的背景，整體是說在運用禮(禮的運行)的過程中，以和諧的狀態為最高境界。

　　“有所不行”應是說“和為貴”也有行不通之處。接下來的句子的意思大概是，一味為調和而調和，不用禮來管束，也是行不通的。

　　照史冊所述，“禮之用”是這樣的。那么“法之用”呢？其實，禮法既是一脈相承的，也是大同小異的，法之用也應該近于禮之用。在運用法律(法律的運行)的過程中，“和為貴”的價值觀也是成立的。那么，同上之理，法律下的調解，也是有前提的、有限制的，不應該為了調解而調解，不加條件、“不以法節之”的調解，是行不通的、不可取的。

　　如此則有，和為貴是全面的，不是片面的。

　　《論語?子路第十三》言：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”調解亦如是。這個“和”不是拿來和稀泥的，“和”與“同”是不同的，兩者也可謂各自獨立，有各自的原則與主張，如涇渭分明。實現調解，不是簡單地達成一致意見，調解的主旨、目標、境界，是在形成一致意見的時候，也達到了內在之和。

　　調解的目的，無非是以更柔性的方式處理問題、化解沖突。伴隨柔性的，往往是積極的氛圍，以及簡便的實利。于是，這樣的方式被問題重重、沖突連連的世人所推崇、所追求，是自然而然的。要說的是，調解的內部是有限度的，不可逾越――在“事實”上、在“規則”上，都有著天生的與派生的原則，它們也是基礎性與根本意義的原則，始終存在，不可隨意棄之一旁。這些原則必然是定盤星，也像是壓艙石，沒有它們墊底，問題與沖突之船即處于風雨飄搖之中。

　　再舉一例，調解如書法中的“行草”，盡管不是裁判之“正楷”，也須完全符合字的法定(即使是簡化的)結構。

　　在調解的過程里，不可一門心思去做好好先生，其實是做不成的，也好不起來。無原則的和事老與有原則的調解本是不相容的。一味的、強行的“同”，恰恰背離了“和”。調解要遵從原則，判明是非，以此作為“和”的前提，完成真正的調解，有作用、有意義的調解――附帶著威懾感的司法過程中的各類調解，因經常性、終局性甚至被工具化，又尤其需要規范。即使達成協議，產生于外力的所謂突破，如不符規則，也只能事與愿違，不僅與和諧相距甚遠，也會破壞調解本身。

　　從《論語》里走出的成語，可謂不計其數，《論語?學而第一》里有“巧言令色”一詞，它“鮮矣仁”。這也與調解有關系嗎？是的，用以警覺與預防不當調解時，經常與無知及掩飾相伴的、那些形形色色的不良迷惑。

　　在《論語?里仁第四》里，記載了“夫子之道”，是一以貫之的“忠恕”，這大概是說，自己好也希望別人好，自己排斥的事情也不推給別人――這個與“忠”相輔相成的“恕”，也是《論語?衛靈公第十五》里說的那個“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”，即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――調解經常表現為彼此的進退，忠恕之道，也就應該是調解的基本法則(又可見，調解里涉及了人生的重大道理)。

　　以禮節之，以法節之(《論語?里仁第四》有“君子懷刑，小人懷惠”之句，“懷刑”意即“以法為懷”)，而且合理地、公平地“以直報怨”，而不是也不能是所謂的“以德報怨”(見于《論語?憲問第十四》)，這樣的調解，才可能成為“和”的方式之一，也才可能成為“和”的狀態，有自身之“貴”，且匯進正常的、有益的秩序。

　　“從心所欲，不逾矩”(見于《論語?為政第二》)，既能實踐和諧的美好愿望，又把愿望與實踐歸入必須的限度之內，這樣的調解，符合調解的初衷與原意，也可為調解正名。(李文)